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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视窗：假期旅游明显升温 文旅消费不断升级******

　　文旅消费加速回暖(消费视窗·身边市场看信心③)

　　旅游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当前正值“两节”旅游旺季，文旅市场明显升温，一些平台的文旅产品预订热度已超去年同期。大众文旅消费需求加速释放，助力行业恢复信心，引领文旅供给创新发展。

　　假期旅游消费明显升温

　　“没想到这么火！”1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王琳计划带孩子去京郊游玩两天，预订住宿时才发现很多特色民宿都已被订满。等她带孩子来到京郊的景区时，停车场门口排起了长队，景区里人头攒动。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同比增长4%。

　　我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文旅消费快速升级，行业高质量发展趋势明显。近期，各地区各部门接连出台政策举措，推动文旅行业复工复产。

　　中长线休闲度假需求快速回升。同程旅行发布的《2023春节假期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出行需求大幅上涨，尤其是中长线出行增长明显。1月7日，春运开始售票。在同程旅行平台上，除夕前一天及当天的火车票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31%，为近3年同期最高。1月1日至8日，春节出行的国内长线度假游产品咨询量同比上涨近20倍。西双版纳、长白山、三亚、厦门等冬季热门的长线游目的地搜索热度同比增长均超过100%。

　　飞猪旅行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相关旅游商品平均客单价同比提升超七成，酒店、景点门票等人均预订量同比提升近两成，大家的出游半径、时长、结伴人数显著增加。同时，高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精品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倍。

　　除了返乡过年，外出旅游也是人们的热门选择。“海岛”“温泉”“民宿”成为春节假期热度最高的三大关键词。马蜂窝大数据显示，1月9日前的近一周，“春节去哪”相关热度上涨达172%。

　　文旅消费不断升级

　　深圳市一家外贸企业员工张蕾这两年爱上了露营。自己动手搭帐篷、做美食，满满的成就感让她乐在其中。“之前休假时，大多数时候我都一整天待在房间里玩手机，露营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张蕾说。

　　与三五好友一起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和家人在户外黄昏时分围炉煮茶，夜晚头顶星空，虫鸣陪伴入睡……由户外露营衍生出的“露营经济”，成为旅游市场新的增长点。

　　随着文化和旅游加速融合、市场不断发展，我国文旅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升级趋势。供给侧的市场主体紧跟文旅消费升级新趋势，提供文旅产品新供给，推出更多符合游客口味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保障安全发展，文化和旅游部等14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公共营地建设，扩大公共营地规模，提升服务质量；鼓励支持经营性营地规范建设，提高露营产品品质；　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既能欣赏水上实景演艺灯光秀，还能品美食、了解渔文化，这样的度假方式很丰富、悠闲。”在湖南省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渔歌艺术营地，前来游览的市民孙曦说。去年，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新开发了渔歌艺术营地。在这里，渔歌音乐节、渔歌艺术馆、渔歌帐篷营地等多样化的文旅融合产品，给游客带来轻休闲、微度假的出游体验。

　　浙江省丽水市古堰画乡推出星空露营、大樟树市集等系列活动，游客可以体验户外露营生活、欣赏音乐，还可以逛文创集市，现场观看艺术家作画。在丽水黄村乡碧水湾景区的草坪上，越野卡丁车、水上运动等项目，让娱乐体验更丰富。

　　政策帮扶持续发力

　　“来微山湖景区旅游，没想到还能享受门票免费政策。”山东省济宁市大学生李旭说。今年寒假期间，微山湖旅游区为返乡大学生免费发放1万张景区门票。景区内烟花秀、网红灯展、古运河画舫游等活动竞相亮相，增添了暖暖的年味。

　　“推动文旅加速复苏，要打出有效的政策‘组合拳’。”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将制定扶持景区、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创新推出文旅线路产品推广季、文旅惠民消费季等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举办露营节、音乐节、夜游季等活动，丰富文旅业态，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潜能。

　　恢复和扩大文旅消费，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各地积极出台文旅行业相关扶持政策。

　　自2022年10月27日起，海南面向全国发放5300万旅游消费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活动结束，海南旅游消费券核销率达到95.3%，市场带动比2.33，有力促进海南旅游产业加速回暖。

　　免费！优惠！多地景区推行“景区促销”。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公布了2023年全省首道门票优惠活动景区名单，参与活动的景区共计106家，其中5A级景区7家、4A级景区66家，首道门票优惠1折到8折不等。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2022年12月16日至2023年2月28日期间，游客来贵州旅游可享受旅游景区免票、自驾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半、住宿酒店挂牌价减半等优惠。其中，2023年2月28日前，游客通过相关平台预约景区门票可享受省内A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优惠。

　　跨省游持续升温。美团启动“当地参团商家助力计划”，提供专属流量扶持、最快4小时入驻绿色通道、7天超短结算周期等多项服务，不断优化体验和服务，助力商家更好获取线上流量。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适时推出新的助企纾困、行业振兴、消费促进等举措，提升行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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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